作者：林建建(投誠)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0268781/answer/86203292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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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答案主要用於回答'为什么鲜有听说香港年青人抗议地产商垄断"一问，而香港问题非一笔一画能够说得清楚，要深入讨论，还需依靠別人在学术领域上多作研究。恳请各位谅解。】
【（一）丶（二）部份用於回答「为什么鲜有听说香港年青人抗议地产商垄断」】
【（三）则初步回应知乎上质疑我指责「体制不公」的声音。】
【不再任何回应，抱歉。】
【观点仅供参考，是非对错，悉随尊便】
（一）被释放的资本怪物（1997-2005）
（二）反财团时代（2005-2012）
（三）反政府時代（2012-）
很简单，因为已经反过了。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之下，反地产商/大财团，比反政府更困难。
（一）被释放的资本怪物（1997-2005）
作为「自由经济的最後堡垒」，香港一直是资本家剥削劳动阶层的天堂。
所谓「积极不干预」政策，即「小政府丶大市场」，是港英时期殖民政府施政的其中一个主要方针。简单来说，即港英政府对市场保持一定距离，在「市场」能够解决问题的时候，把问题交由「市场」解决，而不是由政府解决。港英殖民政府，通过采用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扮演一个看似公允的「仲裁者角色」[1]，令香港的经济发展保持一个「相对自治」的状态。
[1]陳麗君（2015），《香港社會關係與矛盾變化研究》。
回归後，港府在施政上开始向商界倾斜，包括严格控制私人住宅土地供应：
除此之外，港府亦开展其「公有财产私有化」的过程，包括领汇上市，及外判公共服务，而「领汇上市」，属1997-2005年最触目的社会事件，亦可理解成回归後社会运动的起步。
领汇上市的过程，本质是政府通过私有化公共财产，增加政府收入。此部份有兴趣的朋友可自行查阅。
（盧少蘭）
这阶段香港民众的反财团意识尚未建立，参与者主要是香港当时属非主流的左翼团体。当时港人主流民意可谓向港府一面倒：
当然，港人自己作的恶，港人自己承受。当年支持政府的，今天很多都後悔了。
这阶段的历史意义，是香港人开始对港府的施政能力失去最基本的信心，反对声音渐渐扩大，政府的施政能力以至施政效率，被受打击。
（二）反财团时代（2005-2012）
反财团的声音，在2005年起，慢慢成为主流。原因之一，是「楼价」。
自2003年的楼市低谷开始，香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供楼时代」。1997年楼市泡沫爆破後，2003年起，楼市开始反弹，「买唔起楼」成为香港人的新常态：
关於楼市的部份，按下不表。要讨论的，是当时香港人的思考模式。
今天被人称之为「港独之父」的陈云，当时就香港问题的思考，倾向「反地产霸权」而不是「港独」。其中一本较为着名的着作为「九评地产党」：
第一次占领中环，是2011年：
扰扰攘攘，仍以失败告终。反抗多年，楼价不跌反升，而且越升越高。在这个情况下，有人提出香港的问题，其实是制度不公的结果。
（三）反政府時代（2012-）
在知乎上，有很多人嘲笑我把所有问题都归咎在「体制」上。然而，他们的嘲讽正好说明，我的理念贯彻始终，没有左右摇摆。香港的问题，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实际上，却是不折不扣的政治问题。这条问题，总括来说，名为：「共识题」。
香港目前的处境，十分尴尬。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体系，香港却又永远不可能真正独立。若选择完全融合到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里，我们所理解的「香港」却又会从此消失，一去不返。在这个情况下，香港人的困惑，其实很容易理解。
香港，基於历史原因，成为了中国国土上一个极为特殊的城市。除了经济方面有过不可忽视的跃进之外，香港亦有过一段颇长时间的文化辉煌时代。正正因为这个文化因素，「香港人」三个字，成为了一种「身份认同」，身份认同的出现，无可避免会带来「本土意识」。当一个地方出现本土意识，「外地人」/「自己人」这种二元对立的概念就会出现。
生於斯，长於斯，我们很多香港人，都无法一走了之。
这个结果，是今天的香港人，再无法跳出「香港人丶香港地」的思维模式。可以说这是香港人无法维持竞争力的原因，但就社会学的角度，这种现象，无可避免。不远的将来，我预期新加坡亦会经历这个过程。
反简体字如是。反普教中亦如是。
关於这部份，例子我只举一个：输入外劳的争议
1. 输入外劳换取经济增长，香港人會同意吗？
新加坡近年的经济增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大量输入外劳，从而增加当地人口：
整体而言，香港人口增长率於1987年开始低於新加坡。97年起，香港人口增长率基本上不够1%，相当来说，新加坡的人口增长率则处於2%以上。
若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有正面关系，香港人应接受输入更多外劳吗？
2. 剥削与否？
资本主义的运作，相信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各位，必定有一定的认识，故本文不作多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要回答这样一条不能回避的问题：剥削，还是不剥削。
输入外劳必然降低本地劳动人口的薪酬，劳力成本下降，企业财团等资本家的利润自然有所提升，香港整体的经济总量，长远亦必然有所增长。然而，香港目前已经是世界上其中一个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地方，输入外劳的结果，自然有可能加剧贫富悬殊。两极化的出现，对於香港长远来说，是否有利？
如若输入外劳的得益>损失，香港是应该输入外劳的。但问题是，若然输入外劳，只有商家得益，香港人还会支持输入外劳吗？输入外荣为什麽只有商家得益，我认为原因之一，是香港目前的政治制度，而这个制度，决定了香港经济增长的利益分配。香港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利益分配极不友善，商界垄断所有利润。
财富分配与香港目前的政治制度
我之所以认为香港目前的政治制度存在缺陷，原因之一，是香港政府无法调和资本财团与港人的利益分配。
前文提及港英时代，港府扮演一个看似公允的「仲裁者角色」。但是回归後，香港政府的角色更似是财阀的一個傀儡，而非「仲裁者」。港英政府虽然只是「表面」上担当仲裁者，但至少愿意表现出仲裁者的样子，但特区政府连装个样子都不愿意。这是政治手段的差距，也是今时今日香港问题之所以恶化成如斯模样的原因。
港府之所以受财阀们的控制左右，很大程度上是得益於中央政府治港方针上对财团的偏坦。The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Hong Kong's Capitalist Class: Implications for HKSAR Governance, 1997-2012（中国政府与香港资产阶级的勾结：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管治的意义，1997－2012）一文，清楚地指出了这种现象背後的政治成因，亦因此，我认为香港目前所面对的问题，是制度上的问题。
由於资本家贪婪的举动蚕食了香港经济发展接近所有的利润，香港社会大众面临一个极为困惑的处境：为什麽我勤苦工作，还是不能改善生活？
UBS(2015)，Prices & Earnings
https://www.ubs.com/microsites/prices-earnings/prices-earnings.html
Ranking / Cities / Working hours per year / Paid vacation days per year
1/ Hong Kong / 2,606 / 17
2/ Mumbai / 2,277 / 21
3/ Mexico City / 2,261 / 17
4/ New Delhi / 2,214 / 26
8/ Taipei / 2,141 / 13
-/ Shanghai / 2,051 / 7
-/ Beijing / 1,963 / 10
香港的工时，远高於其他城市。换另一个角度，香港这个城市所创造的财富，很大原因是基於「勤力」。曾几何时，香港有「狮子山精神」，肯捱，就会有出路。
但今天，社会流动已经僵化，向上流的机会大不如前。工时依旧，收入相约，失望，绝对可以理解。要打破这个宿命，必需依赖政府的财富再分配。港府应适当运用税收，改善社会整体环境，才能为香港人创造出路。
为什麽港府没有这样做？众说纷揉，而我，倾向认为港府过於偏坦财阀商界。偏坦原因，是选举制度：
不信？
选举制度不变，政府的运作依旧。亦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香港的问题，是「体制问题」。
（後記）
香港最大的问题，是偏坦不公。以目前的政治体制，任何推出的项目，最终都会成为地产项目。宏愿远大的数码港项目如是，规划中新界东北发展项目如是。香港的经济组成过於单一，非港人意愿，而是特区政府的意愿。算了。香港能活到今天，也是一种奇迹吧。
民主不是万能药，这个我当然知道，但民主确有其实际作用，包括打破商人垄断的局面。民主不等於民粹，在适当而充分的讨论之下，民主能加强一个地方的团结程度。今时今日，香港社会撕裂得难以想像，对於将来很多港人更感到绝望无助，在这种悲观的大环境之下，香港人，又如何能够积极向前？
当然，若有一个政治强人走出来，能燃起香港人的希望，他上台的方式是经由民主选举还是小圈子选举，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有这个能力。
但梁振英这个人，肯定不是。在任三年多，这个人已经引爆了好几十个政治炸弹，放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地区，都是不能接受的事。可惜，这里是香港。
香港荒谬的事，将接踵而来。幸运的话，明年特首选举，香港能选出另一个领导人。然而，不幸的话，香港人还有六年要捱。要是他连任，香港必然成为新时代暴动骚乱之都。
想想都兴奋。
（僅此）
【（一）丶（二）部份用於回答「为什么鲜有听说香港年青人抗议地产商垄断」】
【（三）则初步回应知乎上质疑我指责「体制不公」的声音。】
【不再任何回应，抱歉。】
【观点仅供参考，是非对错，悉随尊便】
（一）被释放的资本怪物（1997-2005）
（二）反财团时代（2005-2012）
（三）反政府時代（2012-）
很简单，因为已经反过了。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之下，反地产商/大财团，比反政府更困难。
（一）被释放的资本怪物（1997-2005）
作为「自由经济的最後堡垒」，香港一直是资本家剥削劳动阶层的天堂。
所谓「积极不干预」政策，即「小政府丶大市场」，是港英时期殖民政府施政的其中一个主要方针。简单来说，即港英政府对市场保持一定距离，在「市场」能够解决问题的时候，把问题交由「市场」解决，而不是由政府解决。港英殖民政府，通过采用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扮演一个看似公允的「仲裁者角色」[1]，令香港的经济发展保持一个「相对自治」的状态。
[1]陳麗君（2015），《香港社會關係與矛盾變化研究》。
回归後，港府在施政上开始向商界倾斜，包括严格控制私人住宅土地供应：
除此之外，港府亦开展其「公有财产私有化」的过程，包括领汇上市，及外判公共服务，而「领汇上市」，属1997-2005年最触目的社会事件，亦可理解成回归後社会运动的起步。
领汇上市的过程，本质是政府通过私有化公共财产，增加政府收入。此部份有兴趣的朋友可自行查阅。
（盧少蘭）公屋商场私有化引起公众关注。由於公屋商场为房委会主要的财政来源，公屋居民担心公屋商场私有化後，将使房委会唯一的盈利收入来源断绝，最终导致公屋租金上升。此外，他们亦担心屋邨商场私有化後以盈利为先，不再提供现有的廉价消费品，并认为房委会这行动违反《房屋条例》中，香港房屋委员会需确保为居民提供生活设施的规定。以卢少兰为代表的公屋居民，在立法会议员郑经翰丶陈伟业等的支持下，於公开发售期间向高等法院提请司法覆核。期间房委会为求令领展早日上市，曾要求法庭将卢少兰本来28日的上诉期缩短到少於24小时。卢少兰最终在无代表律师的情况下在上诉庭败诉。
这阶段香港民众的反财团意识尚未建立，参与者主要是香港当时属非主流的左翼团体。当时港人主流民意可谓向港府一面倒：
东方日报 A03 | 港闻 2004-12-17
倒郑大奸游行一呼百应
领汇上市计画受官司风波影响而波折重重。一手策划今次官司的立法会议员郑经翰备受千夫所指，网民前日开始於网上留言板发动元旦反郑经翰大游行，获得热烈回响，至昨晚的一日多时间内，已有近一千个留言响应，部分响应者更定出集合时间广邀市民出席，有网民更指若领汇取消上市，游行应提前於後日举行。
倒郑大游行一呼百应，近一千名网民回应支持。网民提议「反政客乱港大游行」元旦早上十一时，在中环遮打花园集合，先围绕立法会一周，再游行至政府总部；亦有网民建议将游行起点改为铜锣湾维园，终点则为郑经翰的住所。
网民留言炮轰郑经翰，指「一於声讨郑大奸，包围立法会要佢下台」，又指「现在香港人天怒人怨了，那些所谓民主政客，只为一己利益，祸港殃民，你们有没有想过其他香港人的权益？」亦有网民强烈谴责郑经翰是本港投资者公敌，斥责郑经翰「无资格做议员，是千古罪人，要佢下台，要佢负责，要佢向全港市民道歉。」
西贡居民後悔助郑拉票
不少市民以传真向传媒指摘郑经翰。署名「西贡区众多市民共同心声」，批评郑煽动无知居民阻止领汇上市，与全港市民为敌，该团体坦言，郑以前是他们偶像，因为郑在电台节目中为民喉舌，故郑参选立法会时，他们都发动投票支持郑，现在发觉是一次错误决定。他们不讳言，不少西贡居民有认购领汇，希望赚取利息帮助生计，但被该政棍破坏，经过今次事件，若郑再参选，会将他视作「过街老鼠人见人打」。
署名「一颗香港人的良知之心」，向兴讼居民卢少兰致公开信，希望她认清身边人，不要被蒙蔽。信中强调，「我也不满政府，但我绝不会用香港市民的利益，赔上一个真相被掩盖的一场官司上」；又说「他们比他们要打倒的更虚伪更破坏」。
不少市民致电电台节目，促请上诉居民勿纠缠下去。何小姐说，若领汇不能如期上市，将严重打击本港金融中心地位，外资公司可能撤资，届时受害者为全港普罗大众。
当然，港人自己作的恶，港人自己承受。当年支持政府的，今天很多都後悔了。
这阶段的历史意义，是香港人开始对港府的施政能力失去最基本的信心，反对声音渐渐扩大，政府的施政能力以至施政效率，被受打击。
（二）反财团时代（2005-2012）
反财团的声音，在2005年起，慢慢成为主流。原因之一，是「楼价」。
自2003年的楼市低谷开始，香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供楼时代」。1997年楼市泡沫爆破後，2003年起，楼市开始反弹，「买唔起楼」成为香港人的新常态：
关於楼市的部份，按下不表。要讨论的，是当时香港人的思考模式。
今天被人称之为「港独之父」的陈云，当时就香港问题的思考，倾向「反地产霸权」而不是「港独」。其中一本较为着名的着作为「九评地产党」：
恶霸挡路 港人起义
香港的问题，绝不是「五十後」斗「八十後」的问题。大量「五十後」的人，都是被社会遗弃的穷困阶级，很多老人家流落街头拾荒谋生，只有绝少数人成为中环大亨。香港面对的不是世代抗争，不是老人不愿退位而年轻人不能上位的问题，而是共同的时代问题，是机会重新开放丶经济转型和社会价值观改变的问题。「八十後」提出的议程，是跨世代和跨阶级的香港人的共同利益。踏入二十一世纪，2000年之後的几年，八十後提出的保育香港运动，保卫天星码头皇后码头丶保卫湾仔喜帖街的街坊生活丶反对时代广场圈禁公共土地丶反对兴建高铁浪费公帑破坏人文地理丶保卫菜园村及乡郊农民生计，都是代表香港整体人民丶特别是代表被剥削的弱势社群去抗争的，绝不是为了自己的世代利益。香港人普遍的仇富情绪，咒骂地产财阀，咒骂收楼恶魔，咒骂「领汇」吸血鬼，也不是痛恨资本主义，而是反对财富掠夺，反对官商勾结的地产霸权。
香港目下的问题，是富人阶级垄断一切资源的严重问题丶贫富对立的问题。香港所有资源——金融地产丶商铺租金丶自然资源丶湿地丶郊野公园胜景都被地产财阀据为己有，这才是我们面对的大问题。
第一次占领中环，是2011年：
扰扰攘攘，仍以失败告终。反抗多年，楼价不跌反升，而且越升越高。在这个情况下，有人提出香港的问题，其实是制度不公的结果。
（三）反政府時代（2012-）
在知乎上，有很多人嘲笑我把所有问题都归咎在「体制」上。然而，他们的嘲讽正好说明，我的理念贯彻始终，没有左右摇摆。香港的问题，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实际上，却是不折不扣的政治问题。这条问题，总括来说，名为：「共识题」。
香港目前的处境，十分尴尬。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体系，香港却又永远不可能真正独立。若选择完全融合到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里，我们所理解的「香港」却又会从此消失，一去不返。在这个情况下，香港人的困惑，其实很容易理解。
香港，基於历史原因，成为了中国国土上一个极为特殊的城市。除了经济方面有过不可忽视的跃进之外，香港亦有过一段颇长时间的文化辉煌时代。正正因为这个文化因素，「香港人」三个字，成为了一种「身份认同」，身份认同的出现，无可避免会带来「本土意识」。当一个地方出现本土意识，「外地人」/「自己人」这种二元对立的概念就会出现。
生於斯，长於斯，我们很多香港人，都无法一走了之。
这个结果，是今天的香港人，再无法跳出「香港人丶香港地」的思维模式。可以说这是香港人无法维持竞争力的原因，但就社会学的角度，这种现象，无可避免。不远的将来，我预期新加坡亦会经历这个过程。
反简体字如是。反普教中亦如是。
关於这部份，例子我只举一个：输入外劳的争议
1. 输入外劳换取经济增长，香港人會同意吗？
新加坡近年的经济增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大量输入外劳，从而增加当地人口：
整体而言，香港人口增长率於1987年开始低於新加坡。97年起，香港人口增长率基本上不够1%，相当来说，新加坡的人口增长率则处於2%以上。
若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有正面关系，香港人应接受输入更多外劳吗？
2. 剥削与否？
资本主义的运作，相信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各位，必定有一定的认识，故本文不作多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要回答这样一条不能回避的问题：剥削，还是不剥削。
输入外劳必然降低本地劳动人口的薪酬，劳力成本下降，企业财团等资本家的利润自然有所提升，香港整体的经济总量，长远亦必然有所增长。然而，香港目前已经是世界上其中一个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地方，输入外劳的结果，自然有可能加剧贫富悬殊。两极化的出现，对於香港长远来说，是否有利？
如若输入外劳的得益>损失，香港是应该输入外劳的。但问题是，若然输入外劳，只有商家得益，香港人还会支持输入外劳吗？输入外荣为什麽只有商家得益，我认为原因之一，是香港目前的政治制度，而这个制度，决定了香港经济增长的利益分配。香港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利益分配极不友善，商界垄断所有利润。
财富分配与香港目前的政治制度
我之所以认为香港目前的政治制度存在缺陷，原因之一，是香港政府无法调和资本财团与港人的利益分配。
前文提及港英时代，港府扮演一个看似公允的「仲裁者角色」。但是回归後，香港政府的角色更似是财阀的一個傀儡，而非「仲裁者」。港英政府虽然只是「表面」上担当仲裁者，但至少愿意表现出仲裁者的样子，但特区政府连装个样子都不愿意。这是政治手段的差距，也是今时今日香港问题之所以恶化成如斯模样的原因。
港府之所以受财阀们的控制左右，很大程度上是得益於中央政府治港方针上对财团的偏坦。The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Hong Kong's Capitalist Class: Implications for HKSAR Governance, 1997-2012（中国政府与香港资产阶级的勾结：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管治的意义，1997－2012）一文，清楚地指出了这种现象背後的政治成因，亦因此，我认为香港目前所面对的问题，是制度上的问题。
由於资本家贪婪的举动蚕食了香港经济发展接近所有的利润，香港社会大众面临一个极为困惑的处境：为什麽我勤苦工作，还是不能改善生活？
UBS(2015)，Prices & Earnings
https://www.ubs.com/microsites/prices-earnings/prices-earnings.html
Ranking / Cities / Working hours per year / Paid vacation days per year
1/ Hong Kong / 2,606 / 17
2/ Mumbai / 2,277 / 21
3/ Mexico City / 2,261 / 17
4/ New Delhi / 2,214 / 26
8/ Taipei / 2,141 / 13
-/ Shanghai / 2,051 / 7
-/ Beijing / 1,963 / 10
香港的工时，远高於其他城市。换另一个角度，香港这个城市所创造的财富，很大原因是基於「勤力」。曾几何时，香港有「狮子山精神」，肯捱，就会有出路。
但今天，社会流动已经僵化，向上流的机会大不如前。工时依旧，收入相约，失望，绝对可以理解。要打破这个宿命，必需依赖政府的财富再分配。港府应适当运用税收，改善社会整体环境，才能为香港人创造出路。
为什麽港府没有这样做？众说纷揉，而我，倾向认为港府过於偏坦财阀商界。偏坦原因，是选举制度：
不信？
选举制度不变，政府的运作依旧。亦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香港的问题，是「体制问题」。
（後記）
在2000年，政府在未经公开招标的情况下，把钢綫湾临海优质地皮免地价批与李泽楷的盈科拓展，意图发展成类似美国矽谷的高科技中心。然而，此举引起官商 勾结的指控，当时各大地产商都强烈不满，指政府偏坦李嘉诚家族，数十名在商政界有一定地位的地产商人到香港政府总部与董建华会面表示抗议。
香港最大的问题，是偏坦不公。以目前的政治体制，任何推出的项目，最终都会成为地产项目。宏愿远大的数码港项目如是，规划中新界东北发展项目如是。香港的经济组成过於单一，非港人意愿，而是特区政府的意愿。算了。香港能活到今天，也是一种奇迹吧。
民主不是万能药，这个我当然知道，但民主确有其实际作用，包括打破商人垄断的局面。民主不等於民粹，在适当而充分的讨论之下，民主能加强一个地方的团结程度。今时今日，香港社会撕裂得难以想像，对於将来很多港人更感到绝望无助，在这种悲观的大环境之下，香港人，又如何能够积极向前？
当然，若有一个政治强人走出来，能燃起香港人的希望，他上台的方式是经由民主选举还是小圈子选举，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有这个能力。
但梁振英这个人，肯定不是。在任三年多，这个人已经引爆了好几十个政治炸弹，放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地区，都是不能接受的事。可惜，这里是香港。
香港荒谬的事，将接踵而来。幸运的话，明年特首选举，香港能选出另一个领导人。然而，不幸的话，香港人还有六年要捱。要是他连任，香港必然成为新时代暴动骚乱之都。
想想都兴奋。
（僅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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